赵树凯，山东莱西。自1982年投身职场，我便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与当年分管农业领域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建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无论是在出差的途中、茶余饭后，抑或是在往返于他家送取文件之际，纪登奎总会与我闲聊，分享那些高层的历史往事。步入晚年的纪登奎，生活显得孤寂，内心亦充满了落寞。他讲述的许多高层往事，不论其真伪，实际上都只是老年人的闲谈而已。

闲谈周恩来

在林彪事件爆发之后，周恩来掩面痛哭，泪水使得他的肩头不由自主地颤抖。当时，纪登奎与周恩来同处一室，然而周恩来似乎已完全无法自制情感。

纪登奎回忆道，彼时他深感震惊，便试图对周恩来进行安抚，并言及林彪问题已浮出水面，实则应当庆幸。然而，周恩来并未对纪登奎的慰藉有所回应，亦未向他作出任何解释。纪登奎事后曾向九号院内的几位同事提及此事，却从未公开阐释过周恩来为何落泪。

一般而言，周恩来掩面痛哭的原因或许纷繁多样。这或许是因为党历经磨难而动容，或许是因为对林彪悲惨命运的感伤，亦或是，周恩来在林彪之死引发的哀痛中，联想到了自己内心的伤痛，种种情形皆有可能。

在随后的闲聊中，纪登奎提及周恩来与林彪，依旧未直接涉及那起泪水的往事。然而，透过他的言辞，不难察觉出，在他眼中，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纽带，与官方文件所载并不尽然，或者说，不能仅凭文件所述来评判周恩来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上，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颇为密切，尤其是在“文革”初期，二者间存在着众多相互扶持与协作的场景。

纪登奎曾多次表示：“自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的境遇愈发艰难。”周恩来本人亦时有含蓄的感慨流露。我时常胡乱揣测，或许周恩来因虑及林彪事件后自身处境的恶化，而心生悲痛，泪流满面。

纪登奎曾提及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的一则往事。自林彪事件爆发后，纪登奎便接管了专案组的日常工作。记不清是哪一日，周恩来、叶剑英与纪登奎一同向毛主席汇报了专案进展。纪登奎谦逊地表示：“此次汇报，主要由我向主席详细陈述，毕竟我是直接负责此专案的。总理与叶帅则主要负责倾听，并在其后予以补充。”

本次汇报，我着重阐述了关于人员审查的情况，并特别提及了林彪集团企图暗害主席的阴谋”。纪登奎对此感到十分惊讶，然而，在听完纪登奎的汇报后，毛泽东并未对案情细节提出疑问，反而调侃道：“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似乎少了些许白发。与我、恩来、叶帅相比，可要年轻许多，老谋深算。”

“你初到中央，尚需适应这里的政治环境。”这番话虽不明说，却富含深意。纪登奎听后，便不再追问。

纪登奎言道，周恩来未曾对其作出任何阐释，对他而言，所有理解与领悟皆需自我探究。在彼时的中央高层，不仅资深领导人未曾在此类问题上给予指导，更甚者，在处理重大专案时，高层领导间亦鲜有个人间的意见交流和沟通。

纪登奎曾言：“诸如林彪事件这类议题，在我与周恩来总理之间，亦或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却会议上的正式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未有过私下议论。在会议讨论中，各位委员谈及林彪问题，无不遵循主席的既定基调，无人敢于妄言异议。周总理及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从未表露过他们个人对林彪事件的个人见解。因此，我对此事，包括周恩来总理的真实想法，一无所知。”或许，纪登奎所提及的这种领导人之间微妙而隐晦的交流，正是“高层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

闲谈华国锋

在晚年，纪登奎保持密切联系的高层领导人主要包含李先念与华国锋。在“文革”时期，纪登奎、华国锋以及李先念均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并在此期间共事多年。当纪登奎抵达九号院时，华国锋已从现职退下，而李先念则担任政治局常委及国家主席的要职。

华国锋与纪登奎同根同源，均出自山西，且革命经历亦颇为相似。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二人似乎并未有过工作上的交集。华国锋加入国务院的时间比纪登奎晚了一年，而进入政治局的时间则又比纪登奎晚四年。调至中央后，华国锋曾短暂接替纪登奎的职责，负责分管农业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不幸离世。随后，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联名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提议指定一位同志负责牵头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而他们三人将具体负责执行任务。

毛泽东曾指示：“由华国锋先行引领，而邓小平则专责外交事务。”进入二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当年的第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理总理，并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紧接着，纪登奎被正式确定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职。

1971年二月，华国锋被调入北京。正值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提议，与华国锋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随后，华国锋从湖南省被调至国务院业务组担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主要负责财贸、农业以及国务院值班室等事务。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纪登奎在一段时间内不再负责财贸、农业以及值班室的工作，其目的在于能够集中更多精力处理中央组织部和领导干部专案等党务系统的事务。到了当年的九月中旬，即“9.13”林彪事件爆发之际，纪登奎的主要职责转向了林彪事件的调查与处理。在农业分管方面，华国锋、陈永贵与纪登奎曾在工作上相互交替或重叠。

纪登奎很少正面评价华国锋，从言谈中流露出，他认为，华国锋决定抓“四人帮”显示了魄力和胆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来的许多事情没有处理好，整体来看领导能力不行，特别是重要关口缺乏担当。在纪登奎看来，华国锋很快就下台是顺理成章的。

纪登奎与华国锋的私人关系，似乎并未如外界所传闻的那般紧密。事实上，他们之间似乎存在一些摩擦，但具体情况却难以明辨。纪登奎曾提及，在华国锋刚就任最高领导职务后，他曾短暂负责宣传工作，但不久后便有所变动。此后，他亦不再主管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主要职责已转交给了汪东兴。

也就是说，在华国锋主政期间，他实际上从党务系统的领导权中淡出了。显然，不再分管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是对纪登奎权力的削弱，或者说是在高层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但是，这种权力格局调整，是因为华国锋对纪登奎的信任发生问题，主动做出高层分工重组，还是华国锋在当时情形下不情愿做出的某种妥协，或者说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一定程度上牺牲纪登奎的权力？这似乎很难说清楚。